在盐碱地上种粮食是什么体验？这位“新农人”有话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了保证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人们对粮食的珍惜和劳作一天都没有停息。如今，我们通过高效治理模式，开始向盐碱地要粮食产量。吉林省西部属于多盐碱地，“新农人”武在洲在盐碱地里种水稻，2022年，他喜获丰收。在盐碱地上种粮食，他经历了哪些困难，又有哪些收获？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我身后这堆稻谷就能卖到多少钱呢？80多万块。我这个晾晒场今年要是全能卖了，得卖将近600万元。以前村里人不信盐碱地能种出水稻，现在他们也服气了，纷纷跟着我一起干。听说大安市现在已经推广这种新技术70多万亩了，盐碱地真是变成了新粮仓。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我以前是干建筑的，挣了点钱，可农村出来的人总感觉离开土地不踏实。2015年决定回村种水田，没想到亲戚朋友全都反对。那时候三十来岁，年轻有冲劲，又看到已经有人开始种了，所以觉得自己也行。没想到头一年上秋，亩产就三四十斤，赔了个底朝天，想来想去不甘心，还是那句话，我不服，但这回我不再蛮干了，种盐碱地光有力气不行，还得有科技。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就是这块地给了我启发，给了我种植盐碱地的方法。这块地不是我的，是中科院专家的，上秋产量比我那高，平时长得也很茂盛，我就上他们这来学习了。

　　中国科学院大安碱地生态实验站高级工程师刘淼：他来到了我们大安碱地生态实验站，我们就给他推荐了现在的“大安模式”。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专家说你之前靠传统的水洗盐的办法改造盐碱地效果肯定不行，得是良田、良种、良法，“三良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才行。有了新技术当年亩产就超过了800斤，以前没服过谁，这下我是真服气了，第二年我又承包了3000亩盐碱地。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这几年跟着中科院的专家，我不光学会了改地、种地，更懂得了其中的意义。我改种的盐碱地是国家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之外的土地，我多改一亩盐碱地就意味着国家多了一亩耕地。省里提出实施千亿斤粮食目标，最大的潜力就在我们西部盐碱地。

　　吉林省大安市兆丰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武在洲：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又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要向盐碱地要粮食，要让黑土地多打粮食。我们的路子看来走对了，心里就更踏实了。新一年，我和我的小伙伴，还有帮扶我们的科技团队，把这条路要走得更稳，更远。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