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云端”，文博点亮创意之城******

　　作者：邓海建

　　12月28日，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拉开序幕。作为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本届文博会采用线下为主、线上同步的方式，设置6大展馆、一个线上国际馆和一个云上文博会平台。线上线下的双轨运作各放异彩，让文博会成为真正永不落幕的文化盛会。

　　创新奔涌、创意融合，这是一场“展”与“城”的对话。文博会每年汇聚海内外10多万种文化创意产业展品，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这里，是中外文化产业探索展示的“首选地”、是全球文化消费体验的“主舞台”，更是兼具项目交易、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合作互鉴的“超链接”。

　　潮流前沿的文博会早早开启了“云端相约”的版图。2020年，第十六届文博会在线上成功举办，文博会数字化元年就此开启；2021年，第十七届文博会首次实现了文博会线上线下双轨运作，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永不落幕的文博会”。今年，第十八届文博会则分为线下博览与交易、云上展示与交流和配套活动三大部分，将“线下博览与交易”与“云上展示与交流”有机结合，继续“双线”叙事。千里之远、万里之遥，借助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式的数智革新，人们在云开幕、云展厅、云招商、云签约、云大数据——“五朵云”展示交流的基础上，共同畅想文化新消费。

　　“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常变常新，不变的，是文博会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点亮与赋能。深圳将文化产业打造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目标，受益于文博会的平台支撑和撬动作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迅猛。目前，深圳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突破2500亿元，占全市GDP8%，法人单位数超过1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100万，总体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文化等行业在全国的竞争优势明显。

　　蓬勃的市场主体、优秀的创意人才、成熟的制度环境，让“展”与“城”既互相促进，更互相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的溢出效应越发彰显。比如，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福建德化的“富贵红”瓷器，签下6000万美元的订购大单，迈出了走向世界的一步；甘肃兰州歌舞剧院出品的《大梦敦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远播国外……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层面，文博会的支点作用更为凸显。

　　十八载风雨兼程，文博会大放异彩。相信今年的文博会，必会提振各方信心、凝聚各界共识，以馨暖的南方之风，带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真正走进2023年的“春天里”。（邓海建）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