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砍一刀，新势力慌了？有门店紧急培训销售话术******
中新经纬1月9日电 (牛朝阁)20万元至30万元的新能源车市场要“卷”起来了。近日，特斯拉再度降价，Model 3下探至22.99万元，Model Y下探至25.99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降价意在获得更多订单。特斯拉降价的车型主要集中在20万元至30万元的价格区间，对定价在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新能源车企来说，“压力倍增”。
“尤其是那些销量较低的新势力，头部企业降价后，这些车企的车型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对中新经纬说。
中新经纬走访发现，特斯拉降价后，部分新势力车企如临大考，有销售人员紧急开会培训如何应对，但目前多数新势力车企并未推出促销活动。
特斯拉用“史上最低价”抢销量？
1月6日，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特斯拉国产车型大幅降价，其中Model 3起售价由26.59万元降至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由28.89万元降至25.99万元。
1月6日午间，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在个人认证的微博表示，特斯拉价格调整的背后，涵盖了无数工程创新，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成本控制之极佳定律：包括不限于整车集成设计、产线设计、供应链管理、甚至以毫秒级优化机械臂协同路线。
2022年7月，面对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马斯克曾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称，汽车售价处在一个尴尬的水平，特斯拉不能因为越过了负担能力的界限，就把售价提高至高水平，然后需求骤降，希望在某个时候能降低汽车售价。
据乘联会数据，特斯拉中国在2022年12月交付了5.58万辆，较上月下降了44%。
据悉，马斯克在2022年年初定下了交付量提升50%的目标，而特斯拉近日公布的年度产销数据显示，2022年，该公司全年交付量为1313851辆，同比增长40%，但距离完成KPI还差十个百分点。
“特斯拉降价说明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部分新能源车企面临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高的现状，特斯拉希望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多订单，以此提高市场占有率。”张翔说。
谁慌了？
最先感到压力的是那些车型定价相近且销量并不高的造车新势力，特斯拉降价后，定价在20万元和25万元附近的车型就要跟特斯拉短兵相接。
以具体车型为例，2022年10月初，Model 3的售价还在27.99万元，而现在购车，只要22.99万元，Model Y更是从31.69万元降至25.99万元，降幅均超5万元。
蔚小理主力车型售价方面，小鹏汽车的P7官网起售价为23.99万元，处在销量爬坡阶段的准主力车型G9官网起售价为30.99万元；蔚来汽车的ET7、ET5、ES7起售价分别为45.8万元、32.8万元和46.8万元；理想汽车的L7、L8、L9起售价分别为33.98万元、35.98万元和45.58万元。
其他新能源车企方面，在20万元至30万元这个热门价格区间内，竞争十分激烈，有广汽埃安的LXPlus(起售价为28.66万元)、VPlus(各版本售价为18.98万元至26.98万元起)；问界M5(25.98万元起)；极狐汽车的阿尔法T(21.88万元起)、阿尔法S(22.38万元起)、福特电马的跃世后驱版(24.99万元起)、无疆后驱豪华版(28.89万元起)等众多车型。
中新经纬此前走访发现，在特斯拉2022年10月底官宣降价后，不少车企都在一个月内选择了跟进，接连推出促销活动。如北京朝阳区多家华为体验店推出了针对问界M5和M7的保险、选装优惠；福特电马更是直接选择下调Mustang Mach-E全系车型的售价，降幅在2万元左右。
1月8日下午，特斯拉再次大降价后的第一个周末，中新经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新势力门店，店内的销售人员正准备开会培训，而开会的主题为学习应对特斯拉降价。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鹏汽车的销售人员则表示，“特斯拉降价后，有客户问我卖车是不是变难了？当然我们希望它涨价，但如果一个汽车品牌频繁降价，你还信任这个品牌么？它肯定不保值。”
但中新经纬走访发现，大部分新势力车企目前并没有推出促销优惠。
“目前没有价格变动的信息，为了消费者权益，正常都不会轻易涨价或者降价。”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理想汽车的销售人员说。
“现在没有任何促销活动，全北京的门店都一样，后续是否会涨价还要看市场的情况。”北京朝阳区一家华为问界门店销售说。但他随后表示，店内有此前活动时的订单，25.98万元起售的问界M5可以24.48万元拿下，“还有一堆赠品，能直接换俩华为Mate50”。
据报道，对于特斯拉降价，小鹏汽车内部相关人士回应称，小鹏汽车有自己的销售节奏，会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产品售价及促销活动，而非跟随其他车企。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在被问及特斯拉频繁降价，为何蔚来价格相对稳定时，曾公开表示，价格稳定是对用户负责，从企业战略层面讲，特斯拉做法可以理解，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值得商榷。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指出，10万元的电动车还不能满足大空间的家用需求，而燃油车的10万元车型已经是家用车型的重要选择。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核心就是价格竞争，背后是产业创新和成本控制。
张翔认为，在头部车企降价后，其他车企的产品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Wind数据显示，1月9日盘后，港股市场上，小鹏汽车跌5.00%，报38.95港元/股；吉利汽车跌2.35%，报11.66港元/股；理想汽车跌0.60%，报82.95港元/股；零跑汽车跌0.53%，报27.95港元/股；长城汽车涨1.18%，报10.30港元/股；蔚来汽车涨3.12%，报81.05港元/股。
(更多报道线索，请联系本文作者牛朝阁：niuchaoge@chinanews.com.cn) (中新经纬APP)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公司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